自2009年3月30日北京金融办升格为金融工作局，引发地方金融办实体化改革浪潮以来，曾经地位尴尬的地方金融办终于拨云见日，步入了发展新时代。

　　其后，广东将省金融服务办公室更名为广东省政府金融工作办公室，调整为省政府直属机构；上海金融办实施扩编，功能更具“实体化”；辽宁金融办“三定”方案出台……

　　毫无疑问，地方政府已经认识到并正在极力弥补过去存在的“金融短板”现象，着力发挥金融及金融产业对地方经济的支撑作用。世界能源金融研究院执行院长、中国金融研究院院长何世红人为，地方金融办实体化改革的最直观指向，就是“金融立市”、“金融强省”框架下的金融中心之争。

　　事实也是如此，一些地方政府金融办在制定发展规划时，也把金融业视作一个重要产业来看。与此同时，这些省市都把建立一个区域性金融中心的设想当做第一目标。

　　金融中心之争由来已久。京沪之争、成渝暗战、粤港联盟等现象早已不是新闻，据中国金融网不完全统计，截至目前，中国提出要建立国际、国内、区域性金融中心的城市有28个，中国金融版图已经不可遏止地进入了群雄逐鹿的战国时代。此间有人断言：谁抢占到金融中心这个有利位置，谁就是下一个崛起的中心城市。

　　上海曾是辉煌一时的远东国际金融中心，近年来一直与北京明争暗夺着中国金融中心的地位。然而突如其来的金融危机，把上海推到了“到2020年，将上海基本建成与中国经济实力和人民币国际地位相适应的国际金融中心”的最高峰。

　　有专家指出，建设金融中心必须有几个关键要素：1、建立开放的市场，提供具有深度和广度的金融产品和服务；2、建立明确、国际认可的现代化法律标准；3、必需的基础设施，如清算和结算系统；4、高效的政府服务和其它基本服务等。

　　何世红也持同样的观点。他说：“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的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离不开资金的有效投入，区域间资金流动性、效益性、安全性更多地取决于金融生态环境。”何世红表示，金融中心建设不能只看做是硬件设施的比拼，最为关键的是软环境的建设。在金融生态环境的建设之中，地方金融办的作用至关重要。

　　任何一个国际金融中心的发展和形成，政府作用必不可少，特别是新兴的国际金融中心崛起，政府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其中，金融办便是不可或缺的“领头羊”。

　　据报道，今年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明确了93项任务，已经被分配到金融办、监管层、金融机构等各个层面。其实伴随着上海市金融中心建设的进一步明确，上海金融办的权力也开始逐渐充实，但责任也在加大。在中央确立上海金融中心建设之后，上海金融办主任方星海就多次阐述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整体思路和规划。

　　方星海认为，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从大的策略上来讲，要分三步走：第一步，利用自己处在一个巨大的金融服务市场中的优势，成为包括股票、债券、外汇等在内的综合性金融市场的中心，成为中国的资产定价中心；第二步在初步确立金融市场中心地位后，着力成为资金、资产管理中心。像伦敦、纽约，既是金融市场中心又是资产管理中心；第三步，在成为金融市场中心和资产管理中心的同时，成为金融基础设施的运作中心。只有具备这一点，全球金融中心的地位才是稳固的。

　　目前，金融办已经成为上海市政府建立金融中心政策落实的窗口，无论是并购中心、消费金融贷款公司等，金融办都全权参与。在国际金融中心的建设中，金融办举足轻重。在上海建设金融中心的措施中，有超过1/3的项目都是由金融办牵头。上海市还进一步明确，根据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需要，将进一步健全和完善金融办的职能，提出的具体建设方案将由金融办单独作为责任单位。

　　金融办无疑已成为地方实施金融中心建设的核心权力部门。

　　对北京而言，今年以来金融产业布局投资明显加大。其中全国省（市）中首个金融工作局的设立，就是将金融业的管理与服务纳入政府机构序列，凸出和发挥金融办核心作用的前瞻性布局。

　　因为，北京市政府一直也想打金融牌。一年前，北京市政府发布了《关于促进首都金融业发展的意见》，首次明确提出，要将北京建设成具有国际影响力的金融中心城市。

　　分析人士指出，在中国的金融生态中，北京重决策、上海重交易的分工趋势逐渐明朗。突出的是，近年来四大行的部分资金交易中心以及新设立的信用卡中心、私人银行中心的总部纷纷落地上海。北京与上海，最理想的状态仍然应该是二者优势互补。

　　何世红认为，无论中心之争如何演绎，无论谁是下一个崛起的中心，都替代不了地方金融办的实体化改革体现出的标志性意义。随着人民币国际化进程的加速，以及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地位的确立，包括京津塘、长三角、珠三角、西三角、环渤海地区中心城市在内的各区域金融中心的建设，都需要强势的地方政府推动力。构建新的金融秩序，放大地方政府的金融管理职能显然已成为当务之急。

　　逐鹿金融城，地方金融办正在实体化改革中步入一个全新时代。